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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进商退百年潮

2018年03月09日 来源: 中国煤炭资源网 浏览: 我要评论 字号:

煤进商退百年潮

     1907年,28岁的孔祥熙从耶鲁大学研究院毕业,他主修矿物学,立志回国开发丰富的地下宝藏,以挽救贫穷的故土。此时,一位比他年长几个月的山西同乡,正收拾行囊,踏上留学英国南威尔斯采矿大学的旅程。
 
  后来,孔祥熙以贩卖洋煤油发家,政商道上快马轻骑,再也无暇投身矿业,而那位名叫白象锦的青年学成归来,把长达60年的大半辈子时光,都花在了为家乡挖煤上。
 
  争矿驱“福”
 
  对洋人持续多年的武力和经济入侵,山西民众积怨已久,英商福公司作风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白象锦生于太原以西黄河之滨的兴县一个皮匠家庭,因聪敏好学,18岁时中了秀才,随后受“戊戌变法”影响,萌生维新救国思想,1902年,考入刚刚开设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预科。山西大学堂是知名传教士英国人李提摩太倡议,并得到开明的山西巡抚岑春煊支持,以该省庚子赔款50万两银子兴办的,它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并称国内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
 
  1905年,正太铁路(河北正定—山西太原)修至山西阳泉,英国福公司根据早先与清廷签订的出让山西采矿权的密约,派人前来筹备开矿事宜。此事一经披露,震动三晋民间,白象锦及山西大学堂同学与太原数千名学生一起,包围山西商务局,大闹官绅与福公司代表宴会现场,引发“争矿运动”。此举得到大批留日山西籍学生声援,影响波及全国,前后历经两年多,终以1907年福公司被迫撤走,清廷批准成立山西地方官商合办的保晋矿务公司而告结束。
 
  说起英国福公司觊觎山西矿产的前因,不能不提一个德国人李希霍芬。从1868年到1872年,这位有名的地理旅行家和地质学家,得到上海西商会资助,七次深入中国内地,详细考察了包括山西在内的14个省区。在此期间,他正式确认了史书上记载的罗布泊(早已干涸的内陆大湖)的位置,并首次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来形容中国西部通往欧洲的贸易路线。
 
  李希霍芬所到之处,最关心的还是各地矿产尤其是煤矿的分布及开采价值。1870年他到山西平定、太原等地考察,沿途所见煤藏之丰富让他大感惊讶:“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铁产区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费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之用。”他认为,山西煤田的面积约3万平方英里,很可能超过当时公认冠绝全球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煤田约二万平方英里),而且“它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开采的难度小、成本低,能够大面积开采”。
 
  来华之前,李希霍芬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做了5年地质勘查,他的研究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这一回描述多少有些夸张的考察报告发表后,又迅速在列强中引起轰动。1873年初,英国外交部次长在国会辩论上即表示,没有理由怀疑李希霍芬对中国诸省煤藏量估计的正确性,并声称,“希望清政府迟早会了解,用外国资本开发其矿产,会给他们带来利益的”。
 
  1897年,英商在北京设立福公司,以开采山西、河南的煤铁矿。在时任山西巡抚胡聘之的首肯下,他们与跑到山西挖煤的江苏籍买办刘鹗(即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及山西商务局签约,名为“借款开矿”,但要求分享一半利润,且“银钱出入由洋董事经理”,实际上等于出资收购了平定、潞安等四个州县的采矿权。
 
  第二年,清廷正式准许借外国款开采山西矿,与英国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地矿产章程》,福公司以200万两白银的代价,获得潞安府、泽州府、平定州、盂县、平阳府各矿的开采冶炼权,以及相关的修铁路、疏河港的特权。1900年庚子之乱后,福公司更请英国驻清使节发出外交照会:“不准他人开采,并土人所开各洞均须一律封闭。”
 
  对洋人持续多年的武力和经济入侵,山西民众积怨已久,在他们看来,福公司作风实在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保晋进“宝”
 
  1933年,白象锦执掌的保晋大同分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200多万元,为山西民族资本实业企业最兴盛的一家。
 
  经历“争矿运动”, 白象锦深切体会到矿产开发对中国、对山西未来的重要性,遂努力考取官费留学,负笈英伦,专攻矿业。1912年,白象锦毕业回国,先在母校山西大学任教,1918年,应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崔廷献(曾任山西省政府政务厅长)之邀,出任大同分公司副经理。
 
  保晋矿务公司是“争矿运动”胜利后,山西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倡办的,并经清政府农工商部批准立案,1907年4月正式成立,首任总经理为渠本翘。渠氏出身祁县富商渠家,收回矿权过程中向各票号筹款白银150万两,居功至伟,深孚众望。第二年,他又应清末票号改革家李宏龄之约,共同筹办新型银行。
 
  保晋公司属官商合办,山西省政府拨发20万两白银入股,但远远不敷使用,公司又与官方议定,在全省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每股白银五两,原计划筹集60万股300万两,但未能实现。此后7年间,共筹集股银192万两,其中本省174万两,以经营票号、商号的商人认购最多,如渠家属下三家票号即出资9000两,共认购股票1800股。
 
  保晋矿务公司总部先设在太原,后迁至阳泉。它在阳泉开办了6个矿,在大同、平定等地筹建新矿,并陆续接收省内4家矿业公司,成为山西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但是,由于山西官方截留了渠本翘当年向各票号预借赎矿银的抵押“地亩捐”(农业税),他不得不将公司吸收到的一些资本挪借归还票号,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各矿沿用小煤窑开采方式,生产效率不高,连年亏本,渠本翘只有黯然辞职。
  此后一直到1917年,保晋公司连换四五任总经理,并招徕人才,尝试改革,但经营管理依然混乱,地方税负又重(如仅阳泉分公司每年上缴的矿区管理费,就折合2400多吨煤炭),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16年,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延伸到绥远省,大同煤矿运输条件大为改善,成为保晋公司业务重振的希望。正当盛年(39岁)的白象锦上任后,即到大同下属各矿区考察,决定先在忻州窑开凿竖井,这也是大同第一座近代化水平作业的采矿竖井,设计直径5米,日产煤炭千余吨,总投资约60万银元。
 
  资金不足,设备有限,是白象锦面临的主要难题。竖井开凿日期一拖再拖,开工后井打了一年多,天天往外排水,就是不见煤,大家对这位洋学生的能耐也产生了怀疑。幸而白象锦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不懈,1925年,这座竖井终于建成正式投产,日产煤炭五六百吨,大部分远销外省,大同分公司经营开始有盈余。同一年,白象锦接任保晋总公司协理兼大同分公司经理,他放手提拔人才,提高工程技术,并着手清理内部事务。
 
  其实早在1922年,保晋总公司在积极改革的总经理崔廷献主持下,煤炭年产量已达22万多吨,并全部付清了英国福公司的矿权赎款。但因多年经营不善积欠,仍有银行贷款120多万元迟迟未能偿还,成为业务发展一大包袱。1930年,适值阎锡山中原大战倒蒋失败,山西省银行钞票随之贬值,白象锦抓住机会,几番腾挪,一次就把所欠银行贷款全部还清。稍后他又亲自出马到天津向其他银行借款20万银元,购买设备,修建连接忻州窑到大同口泉站(后来此处一度是全国最大货运火车站及最大煤炭运输编组站之一)的窄轨铁路,并与晋东煤业公司签订包销合同,保证了各矿区每月的生产开支。
 
  1933年,白象锦执掌的保晋大同分公司固定资产增加到200多万元,为山西民族资本实业企业最兴盛的一家。1935年,保晋总公司董事会决定,以大同分公司的盈余款额拨付股东利息,其他分公司的盈余则投入扩大再生产,保晋的业务,更加蒸蒸日上。
 
  晋矿“阎”办
 
  抗战之前,大同煤矿、阳泉煤矿等较大矿区,除民资保晋公司经营的部分外,大多由以阎锡山为首的官僚资本控制,或采取公私合营方式。
 
  以民间晋商资本为主的保晋矿务公司经营日见起色之时,中原大战受挫后力图东山再起的阎锡山,也把煤炭开采作为自己“造产救国”主张(详见《中国经营报》2012年1月2日D8版《翻云覆雨两政商》)的重点来抓。
 
  据时人回忆,阎锡山治晋前半期(1912~1937年),大同煤矿、阳泉煤矿、太原东西山煤矿等较大矿区,都已陆续采用新式机器采掘,除民资保晋公司经营的部分外,这些矿区大多由以阎为首的官僚资本(时称“公营”)控制,或采取公私合营方式。
 
  如1919年在大同成立的同宝煤矿公司,即由原来公营的裕晋煤矿公司与晋北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分区司令)张树帜开办的义昌煤矿公司合并,以矿区作股金100万元,再引入北洋系高官梁士诒(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1921年受奉系拥戴出任国务总理)200万元股金,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1928年,阎锡山又在大同设立晋北矿务局,接办因故停业的公营山西军人煤矿,资本金150万元,由留日出身的梁上椿为局长,在天津、北平均设办事处,对外推销煤炭。
 
  1934年7月,冰心曾与郑振铎、顾颉刚、许地山等文艺界好友游览大同,应邀参观了晋北矿务局,留有如下描述:
 
  “晋北矿务局是一所半洋式的房子,有办公处,图书室等设备。自招待室后窗,望见了后面山上的工人俱乐部,有些面目黧黑的工人,在门口坐立。晋北矿务局成立于民国十八年,廿一年末改组为公商合办之股份有限公司。矿区已开采者有煤峪及永定庄两处煤井,均用新法,掘成许多横贯的平洞,每间一百尺,即开一风洞。上下用吊车。矿中并有排水通风各种设备。”
 
  根据冰心的了解,该矿“工人分日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头工资每日四角,工人最少者一角七分。矿中现共有工人3000余,每日产煤量本可有2000吨,近来因销路不佳,每日只开采六七百吨”。
 
  大同煤矿产能充裕却“销路不佳”,主要原因是当时可通达外省的三条铁路中,只有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是本省自建自营,正太、平绥(北平—归绥,即呼和浩特)两路由国民政府铁道部掌握,运费偏高,大大限制了煤炭的输出。加上各煤矿各自经营,自行销售,外销力度不足。
 
  阎锡山一边向铁道部交涉降低煤炭运费,正面说理加上侧面请托送礼,并发动舆论攻势,一边对省内各矿实行“分采合销”政策,先后在大同、阳泉组织“同煤总销处”和“晋煤总销处”。
 
  1932年,阎锡山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委任亲信幕僚梁航标为经理(梁航标本名梁巨川,因阎锡山号“百川”,梁为表示谦恭将名字也改了),梁上椿为副经理兼大同矿务局局长。阎要求他们将大同、阳泉的煤炭尽量外运,除向天津、上海等地推销外,一大部分是经塘沽出口运往日本。
 
  虽然当时连接各矿的铁路车皮较少,运输困难,大同矿业业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获利依然可观。公司曾在天津旧法租界斥资万元购置一栋大楼,又在旧英租界新建洋楼数处,公司经理及副经理每人一所。1934年,“二梁”意见分歧,不能合作,阎锡山调梁航标回太原担任其核心企业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上椿接任天津大同矿业公司经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太原相继沦陷,梁上椿即将天津大同矿业公司职工全部解散,宣告停办。不久,梁出任伪职,沦为汉奸,晚节未保,此是后话。
 
  世纪轮回
 
  20世纪50年代初,三晋大地,千里煤海,成了中国重工(601989)业加速发展战略上的关键棋子。
 
  1937年9月13日,日军侵占大同。大同失陷前夕,白象锦见形势危急,为免矿产资敌,忍痛组织工人炸毁了亲手开凿的忻州窑坑口,又在掩埋锅炉、机器等全部设备及库存物资后,放火烧掉所有地面建筑物。10月30日,日军攻入阳泉,保晋总公司亦不复存在了。
 
  报国无门,抗敌无力,58岁的白象锦唯有携带家眷南下武汉,又辗转到达成都,落脚于灌县(今都江堰市),在一家中学教书为生。日军占领大同矿区后,急于掠夺煤炭,支持侵略战争,遂采取“以华制华”策略,让汉奸王揖唐出面写信,许以月薪2000银元,请白象锦回来主持矿务,遭到他严词拒绝。
 
  据学者估计,日寇侵占山西期间,劫运煤炭达2000多万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重掌山西,随即以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及西北实业公司名义,接管省内主要厂矿、铁路、银行等,原保晋总公司所属阳泉矿区,由阳泉矿务局接收,晋北矿务局则依旧经营。1948年,在山西全境,阎锡山辖区内煤产量近200万吨,共产党解放区的煤炭产量,约为40余万吨,合计未到日占时期最高峰产量(620万吨,1943年)的一半。
 
  1950年1月,蛰居西南十余年的白象锦,举家回到太原,担任山西省工业厅工程师。
 
  此际的山西煤炭业,已不是当年他慷慨激昂呼吁“争矿”,或苦心经营重振保晋时的光景,三晋大地,千里煤海,成了中国重工业加速发展战略上的关键棋子。中央政府相继从外省市调动大批煤炭勘探、设计和施工力量前来支援,全省原煤产量从1950年的380万吨,猛增到1957年的2368万吨。
 
  当然,也是从1957年起,山西煤矿成为清一色的“国字号”,大同矿务局和阳泉矿务局直属中央,地方国营煤矿增至120座(1952年为65座),而原来的1000多座私营小煤窑,则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经阎锡山“晋矿官办”及日寇侵吞后日渐式微的民资矿业,至此烟消云散。
 
  年已古稀的白象锦仍在发挥余热,他四处实地考察,协助筹建了一批新煤矿,参与制订山西“一五”到“五五”计划期间的煤炭生产方案,又伏案写出《山西矿产资源考察意见》、《山西矿山开发利用之设想》等著作。
 
  历经三朝风雨,一生起伏无定的白象锦,终于得享天年,于1971年6月以92岁高龄辞世,据说临终前还手不释卷地翻译外国煤炭技术资料。此时,距李希霍芬惊呼“山西煤藏天下第一”,恰好是一个世纪。
 
  又过了14个春秋,1985年6月,中国与罗马尼亚合作开发的霍县矿务局白龙煤矿开工建设,这是山西第一个中外合资煤炭工程。同年7月1日,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动工,后来很长时间里,它都是中国与外国合作开发的最大型煤矿。
 
  这一年,是山西民众奋起驱逐英国福公司的“争矿运动”爆发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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