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实现碳达峰“十四五”煤炭消费应争取零增长
何建坤：实现碳达峰“十四五”煤炭消费应争取零增长
纲要在第十一篇《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纲要强调，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将给我国能源行业带来怎样的变革与机遇？又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资源型城市该如何转型？
围绕上述话题，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接受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并进行了详细解答。
完成碳中和目标需加快能源技术创新与突破
NBD：在您看来，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给“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何建坤：这既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生态安全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
这一目标对国内在疫情后能够实现绿色复苏、低碳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如果在2030年之前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就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
中国现在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后期，经济、社会要取得持续的发展，能源需求还会有一定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一段时期内还会有缓慢的增长。
在长期碳中和的目标下，首先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尽快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然后转入持续下降的趋势，最终才能实现目标。
这样一个紧迫的碳减排目标，会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只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环境不断改善的多方共赢新格局，就能促进经济社会取得高质量发展。
NBD：目前到实现碳中和目标，只有40年时间，有哪些难点需要克服？
何建坤：要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非常之紧迫。有一些欧洲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但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大体上有70年时间来进行过渡。美国是2005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也有45年的时间。而中国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间只有30年的时间。
虽然时间紧迫，但我们也有后发优势。目前我国能源结构加速调整，像风电、太阳能(000591,股吧)发电等技术已经成熟，近10年来太阳能和风电发电的成本已经分别下降80%和60%，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可以和传统能源发电相竞争。
不过，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有间歇性特征，电网要保证安全稳定运行，就要有储能的手段。除了抽水蓄能之外，还要发展电化学储能。比如说大家都用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在不用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储能装置参与电网的运行，这些都需要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未来要保障实现碳中和，首先能源系统要实现净零排放。当前的一个痛点在于：有些地方仍然有化石能源发电机存在，可能是用于调峰，或为了应对其他特殊的应用。这方面化石能源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埋在地下，让它跟大气隔绝。虽然产生了二氧化碳，但只要不到大气中，不产生温室效应，仍然可以视为做到减排了。
这种新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技术，当前成本还都比较高，所以将来也需要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才能尽快实现产业化。
经过各种技术创新和各种技术组合，然后进行产业化的这种发展，能够保障电网持续安全稳定地运行的情况之下，来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新能源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传统能源1.5~3倍
NBD：正如您所言，为完成碳中和目标，势必将带来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在您看来，碳中和将给哪些行业带来变革？又将产生怎样的机遇？
何建坤：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能够推进技术的创新，并推动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同时也能打造世界范围内低碳发展的竞争能力。全球要实现长期碳中和这一目标，将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比如说钢铁生产用焦炭作还原剂，在生产过程中也会排放二氧化碳，将来可以用氢作还原剂，然后实现零碳炼钢技术。在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深度脱碳技术要有革命性突破，也会带来巨大的进步。另外，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推广循环经济，减少原材料的消费，这同样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将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行业要大力转型，要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体系，风能、太阳能这些新能源会成为新型高科技产业，也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
正如刚才所言，再生能源大部分是间歇性的、不稳定的能源产生，所以未来在大范围布局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保证电网持续稳定运行就得发展储能、智能式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网络，这就能带来技术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能源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传统能源的1.5~3倍，所以发展新能源能够产生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更多的就业机会。
未来，一方面可以在终端能源消费领域用电来取代煤炭、石油的直接燃烧利用，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氢能在终端的利用，比如说用氢燃料电池车取代汽油，用氢来炼钢，或者用氢来作为一种储能手段，还可以用以发电或进行电网的调峰。所以氢的利用也会带动氢能产业，成为一个新兴的高科技领域。
在深度脱碳技术方面，很多领域中国都具有优势，当紧迫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确定以后，就更能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由于我国市场体量大，推广这些先进技术相对更容易，有助于这些技术迅速占领市场，并能摊薄研发成本，在世界上打造新的竞争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四五”时期应率先实现煤炭消费零增长
NBD：您曾强调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十四五”时期是非常关键的。想请教您：为完成碳达峰目标，“十四五”应该重点在哪些方面发力？
何建坤：要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目前还有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所以“十四五”时期的确非常之关键，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机制。“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约束性的目标，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方面要制定单位GDP能耗下降指标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指标，同时也要大力改变能源结构，制定非化石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费中占比提高的目标。
另一方面，要把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节能结合起来，也要制定促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具体到节能领域，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增加值比较高，能耗比较低，所以有利于促进节能，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与此同时，还要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先进技术的推广也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费。
当然，在节能的同时，还要着力改善能源结构，即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减少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的增长。这样的结构调整可以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减少碳的排放。
NBD：在您看来，实现碳达峰应该有怎样的具体步骤？
何建坤：在“十四五”时期，特别要重视对煤炭消费量进行严格的控制，煤炭消费在“十四五”期间要争取实现零增长，到“十四五”末期，应该实现煤炭消费的稳定达峰，并开始下降。
而到“十五五”期间，石油消费可以争取达峰，天然气消费还会有所增长，但天然气消费增长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必须要用煤炭消费量减少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来抵消。
总体上，只有当全部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长，才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
所以，煤炭消费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达峰，并开始稳定下降，这也是保证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二氧化碳达峰。比如说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经济转型也领先，有的城市现在已基本进入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平台期。这些省市经过努力，可以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再从各个部门来看，工业部门特别是像钢铁、水泥、炼铝等高耗能行业，要控制它们产能的扩张，这些部门也要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如果我国工业部门能在2025年左右实现达峰，建筑部门可以在“十五五”期间实现达峰，交通部门在2030年左右实现达峰，这样就能保证总体上全国各个部门到2030年前实现总体的碳达峰。
所以“十四五”期间，各个省市、各个部门行业都要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行动计划，然后促进本地区本行业能够尽快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要远近结合，每个地区统筹安排，才能在总体上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地方再投资高耗能产业恐有资产搁浅风险
NBD：有的地方在谋划“十四五”规划时，似乎还在酝酿一些高碳发展的项目。这对2060年碳中和目标带来了怎样的压力？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和建议？
何建坤：经历了疫情的挑战，一些地方想要恢复经济却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扩张重化工业产能的冲动仍然存在。但这会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这种重化工业产能的扩张会带来新的投资风险，因为有些重工业产能已经开始过剩，将来在深度脱碳和低碳转型过程中，其产品可能更没有市场，特别在将来碳价政策的实行，也会造成其未来经济效益下降。
现在很多金融企业都在推进绿色金融，减少给高耗能产业提供融资。这些高耗能产业由此将面临融资的困难，也面临未来投资的风险，可能投产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寿命期，就会提前退役，也会有资产搁浅的风险。
二是如果仍然还按原来扩张高耗能工业产能的这种发展路子，那么对国内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也会带来影响。
要想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必须首先从源头上减少像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才能减少常规污染物的来源。仅仅靠末端治理措施发挥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有限，只有源头控制才是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最主要的措施。
所以，地方在进行产业规划时，不能因为近期有恢复经济、拉动GDP的考虑，就盲目投资高碳产业，否则长期来看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也会对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带来更大困难。当前在“十四五”规划和各地的发展过程中，要把这个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地方来说，要优先发展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这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战略选择。
NBD：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一些资源型城市也在谋划能源转型，您对这样的城市有何建议？
何建坤：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长期转型的目标和战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必须要实现转型，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转型，将来的路会越走越窄。转型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例如大同市是个资源型城市，现在争当能源革命尖兵，也在发展氢能的产业和其他新能源产业，这体现了自身转型的意识。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提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要以革命的姿态来推进这种转变，只有顺应绿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才能适应新的竞争格局，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
此外，各级政府也要出台政策来支持这种转型。比如山西大同这样的老煤炭基地，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产能消化问题、人才问题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的统筹，要有相关政策来帮助、支持地方转型，从而给新的产业带来发展机会。
记者手记：企业寻求发展应抓住“碳中和”机遇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分别只有10年和40年，相对来说时间更紧、任务更重。
我国向全世界作出了郑重承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并且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由此算来，从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其间只有大约30年。而欧盟、美国等从实现碳达峰到进一步实现碳中和，基本有40~60年左右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讲，留给我国的时间更紧，任务也相对更为艰巨。但这一紧迫的目标任务，对国内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对电力、交通、工业等一些能耗较大的产业来说，势必要提高能源效率，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路径，同时促进工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攀登。
另一方面，风电、光伏、氢能等新的能源将加快发展，并将促进储能平台的建设。正因为如此，各行各业都应该抢抓碳中和的机遇，力争搭上绿色发展的快车。
发布人：CCTD-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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